本书收入作者多篇论文，从地域文化的言说、族群身份、方言书写、香港在中英和华南的位置等几个方面，探讨历史研究如何从具体的地方出发，却能走出“地方”，检讨国家和民族框架下的历史叙述。“走出地方”的另一重意义，也体现在作者对新旧史料的利用和思考，多篇文章探讨了如何将歌册、字典、绘图、博物馆藏品等实物材料置于更广阔的脉络中阅读，并讨论时至20、21世纪之交，网络时代数字化的史料如何改变着历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本书收入作者多篇论文，从地域文化的言说、族群身份、方言书写、香港在中英和华南的位置等几个方面，探讨历史研究如何从具体的地方出发，却能走出“地方”，检讨国家和民族框架下的历史叙述。“走出地方”的另一重意义，也体现在作者对新旧史料的利用和思考，多篇文章探讨了如何将歌册、字典、绘图、博物馆藏品等实物材料置于更广阔的脉络中阅读，并讨论时至20、21世纪之交，网络时代数字化的史料如何改变着历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新时期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不无值得反思的问题。作者注意到，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日渐聚焦于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却刻意回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的关注；日渐深入解析群体生活的样态风情，而无视精英或社会运动领袖的行为与选择。那么，一旦失去对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关注和解释能力，它还是社会的历史么？本书是作者近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集结，聚焦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未来，政策得失与观念演进，阶层变迁与社会记忆，制度变革与空间改造，推陈出新，史料丰硕，说理透彻，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敏锐的视角。

新时期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不无值得反思的问题。作者注意到，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日渐聚焦于日常生活和个人体验，却刻意回避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的关注；日渐深入解析群体生活的样态风情，而无视精英或社会运动领袖的行为与选择。那么，一旦失去对重大历史事变和社会运动发展的关注和解释能力，它还是社会的历史么？本书是作者近年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集结，聚焦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未来，政策得失与观念演进，阶层变迁与社会记忆，制度变革与空间改造，推陈出新，史料丰硕，说理透彻，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敏锐的视角。

社会文化史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 本书按主题分成五编：一、认同，二、神明信仰，三、宗教仪式，四、历史记忆，五、感知、空间及其他。这些主题远远没有囊括社会文化史触及的所有课题，但应该说眼下比较重要的论题，大体已经涵盖在这些主题之下。 在选编论文过程中，编者考虑到论文触及的区域和时段，注意体现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史领域触及的区域、时段的广度。不过，不难看出，就区域而言，本书所收论文，对南中国的讨论多于对华北的讨论；就时段而言，对明清的讨论多于对其他时段的讨论，这种不平衡并非出自编者的研究偏好，也不意味着这...(展开全部)

社会文化史强调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唯有如此，社会史分析才不致死板、僵硬；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唯有如此，文化史诠释才不致空泛、玄虚。 本书按主题分成五编：一、认同，二、神明信仰，三、宗教仪式，四、历史记忆，五、感知、空间及其他。这些主题远远没有囊括社会文化史触及的所有课题，但应该说眼下比较重要的论题，大体已经涵盖在这些主题之下。 在选编论文过程中，编者考虑到论文触及的区域和时段，注意体现当前中国社会文化史领域触及的区域、时段的广度。不过，不难看出，就区域而言，本书所收论文，对南中国的讨论多于对华北的讨论；就时段而言，对明清的讨论多于对其他时段的讨论，这种不平衡并非出自编者的研究偏好，也不意味着这...(展开全部)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文化发达，并形成了京洛（开封、洛阳）、江浙、江西、福建、四川等若干个区域文化中心。除京洛位于北方，为传统中原文化发达之区外，其他四个中心均在南方。宋代形成的这一文化格局，表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文化重心亦实现了南移。宋代疆域不广，武功不盛，远不能与汉唐相比，但文化却高度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如何解释上述现象？本书以四川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移民、民间私学教育、士人学术交游圈、家学传承、民间藏书、书院等多个角度，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期为宋代学术文化繁荣提供一个具体的解释路径，同时揭示其社会文化背景。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文化发达，并形成了京洛（开封、洛阳）、江浙、江西、福建、四川等若干个区域文化中心。除京洛位于北方，为传统中原文化发达之区外，其他四个中心均在南方。宋代形成的这一文化格局，表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文化重心亦实现了南移。宋代疆域不广，武功不盛，远不能与汉唐相比，但文化却高度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如何解释上述现象？本书以四川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从移民、民间私学教育、士人学术交游圈、家学传承、民间藏书、书院等多个角度，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期为宋代学术文化繁荣提供一个具体的解释路径，同时揭示其社会文化背景。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它萌芽、肇始于唐代，定型、兴盛于宋代，普及于明清，最终在清末因改制而退出历史舞台。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书院虽历经曲折，但就总体趋势而言，则一直呈不断发展之势。到清代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书院总数达4000多所，遍及全国城乡。 本书着眼于书院与儒学学派、书院与社会、书院与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史、社会史的视角，具体探讨书院兴起的社会文化环境、书院发展的社会动力、书院与宋元时期的理学及明代阳明心学之间互相结合与互相促进、书院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书院祭祀的教育功能及文化内涵、书院对地域文化的促进作用等方面的问题。

探寻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千年书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书院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承传载体，在道统传承、知识创新、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文化传播及社会教化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书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史的广阔背景之中，考察了书院与儒学学派、书院与教育、书院与社会政治、书院与地域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从文化史、社会史的视角，对书院在社会系统运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书院的各种文化活动、规程制度所体现的社会功能及文化内涵，书院的历史地位与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